大情 大理 大家|著名学者、新闻理论家、作家梁衡访谈
2018-09-30 08:34:16  日照日报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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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劲笔如椽,最早一再反省“杨朔模式”,棒喝“掩藏自己的真思想、真感受,去和政策和报刊对口径”的恶劣文风。

  他有颗赤子大心,以道自任,提出“政治美文”概念、“人文森林”概念,并孜孜以求,行之践之,引发热议及广泛关注。

  他的作品主旨光明,深入浅出,入选教材数量最多,被认为是“最能让学生放心去读”的佳品。

  他主张文章应着眼“大事大情大理”,却不吝笔墨为“隐者立传,为小人物传名”。

  他著述斐然,创纸书“神话”,文集一版再版,其中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再版达37次。

  他常发黄钟大吕之音,名言名句被大量摘录转载。

  他践行“文以载道”,抒发家国情怀,季羡林赞他并世无两。

  他是怀材抱器的当代儒者,又似是神明爽俊的古士。

  他,就是梁衡———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、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。

  2018年9月15日,梁衡作为嘉宾参加首届中国·日照(太阳城)诗歌节颁奖大会,适值他的新版文集《树梢上的中国》上架。记者就阅读体会,人格养成,新闻写作与文学的相互影响,如何评价诗歌等相关问题采访了他。以下是主要内容实录。

  为古树写“史记”

  记者:梁先生,您应该是日照的老朋友了。这是我读了《树梢上的中国》知道的。近十年中您已来日照五次。当然,我也知主因,就是莒县浮来山下的那棵老银杏树。您以《华表之木老银杏》为题写了洋洋万言,并手绘古树雄姿,一并收录在《树梢上的中国》。我感觉到了您的“意犹未尽”。能讲一讲写这棵古树时背后的考量吗?

  梁衡:这棵三千多岁的老银杏树萦绕我心头近十年。她实在是太大了,太难写了。当地百姓对这棵古树近乎崇拜的情感也让我震撼。但我必须保持审美自觉的清醒。我仰望、感受,直到思考、落笔,最后皆立足于史料。在此过程中,我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感性与理性在平衡中的纠结。

  你可能注意到了,在书的目录上,每一篇文章题目的上端,都标注了朝代。除了前三篇“远古”森林,“华表之木老银杏”前冠以“周”,作为一棵独立的树,她位列第一。

  刘勰与《文心雕龙》,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,也是莒县人文的浓彩重笔。但为了凸显这棵老银杏的“周”代古意,以上两者在文中着墨不多。当然,这并不是最佳的写法。我前后几易其稿,总不能让自己满意。而编《树梢上的中国》这本书,第一树却非她莫属。

  列入本书的古树必须满足两条标准:从纵的方面看必须是历史里程碑;从横的方面看必须具地标性。古树是故事切入点,讲正史上少有的,但又是名人、大事的故事,但绝不是没有史实依据的传说。文友亦戏称之为古树写“史记”。从这个标准看,在全中国乃至世界,能贯穿三千余年人类史的古树,仅此一株。但不少地方都有自己的“天下第一某某树”,极易混淆,所以,我用了“华表之木”敬她之重、之要、之尊。

  记者:“华表之木”,三千岁的老银杏终于又拥有了不会重名的名字。

 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,每每寻访大树,您总是上前轻拍或抚摸树干,如遇故交如拜望长辈。为什么这么爱树?

  梁衡:有钱可以仿盖一个旧院子,但却不能再造一棵古树。

  相信多数人钟爱树木之情与生俱来,只是浑然不觉。

  人之于树或者树之于人,一定有共同的基因,只是还无科学论证。

  我自觉爱树,跟一个日子有关:1969年7月15日,这一天很难忘。

  我八岁以前一直生活山西霍州下马洼村。这里是一条沟沟,这种地势很有意思,人与鸡犬、稷麦、草木似能和光同尘。我家院子后面有一道河,晚上睡觉能听到咕噜噜的流水声,前面五十多米有一道河,再往下六十多米又有一道河。三道清泉水,一大片树林,爬树是童年一大乐趣。后来全家迁到太原,常常到晋祠流连,太原的山水树木也别有滋味(于是有了《晋祠》一文)。

  1968年12月,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河套平原的临河县。在那个特殊岁月,大学生跟知青一样,都要下地劳动。县里派了一辆破旧吉普车,领我去农村找住房。一路颠簸,车停下来,说到了。我说这个地方没有房子啊!说你仔细看———房子的墙和顶都是土和泥盖起的,很矮,没有院墙。冬天一片黄沙,那个土房子就窝在黄沙里,彼此难分。

  吃什么呢?土豆,既当粮食也当蔬菜。这个土豆顿顿装到肚子里,直到7个月之后,我才吃上了绿叶的蔬菜。那天是7月15日。

  那时,特别渴望看见树,看见绿色植物,哪怕是一株小草。

  想着“老百姓怎么看政治”

  记者:“人文森林”有落地项目吗?

  梁衡:有几个。陕西府谷高寒岭“人文森林”公园是已落地项目中,行动最快的。

  高寒岭地处府谷县城西南,海拔1426米,本有一片原始森林,1950年代遭破坏。那地方的支柱产业又是矿产。生态问题严峻,百姓曾苦不堪言。产业结构亟待调整、转型。

  《中华版图柏》写的是高寒岭剩余古树中的一棵柏树。文章发表后,当地镇政府说要把这篇文章全文刻到石碑上,依托这棵柏树,打造“人文森林”公园。说完7天之后,碑刻成了,立起来了,让我去看一看。那时高寒岭还没有一条像样的路,山上也没通电,时值初春,天寒地冻。我问他们怎么办到的,说这个嘛很简单,人吃住在山上,找来四台卡车,电和照明也都解决了。我问为什么这么急,说就是要占个“第一”人文森林公园。那是2016年2月。

  当时,我跟他们说,“人文森林”概念落地,最终是要结合民生,形成文化产业,为人民带来福祉。现在,高寒岭“人文森林”公园已初具规模,是3A景区。开始卖票了。

  “中华版图柏”,谁还舍得去砍它?因为它不再是一棵树,而是一个文化符号,一种精神象征,也是一种能带来效益的经济载体。这是我期望的。

  记者:您在《老百姓怎么看政治》文章中,说“要金山银山,也要绿水青山”口号很有号召力。这让我想到您的“人文森林”概念以及落地期望,它们有很紧密的契合度。您的情怀让我敬佩。

  您通过什么渠道找到心目中的古树?这次来日照,有没有要看的树?

  梁衡:“民生是最大的政治”这话非常有力量。理解这句话,也就会理解“老百姓怎么看政治”。这是大课题,也是大道理。“人文森林”概念落地是极小的课题,也得遵循这个大道理。

  现在,“人文森林”概念的科普工作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推动新学科建设,个人的一己之力肯定是不够的,我期待着官方、民间都行动起来。

  找树的途径很多。各地方志是一个途径。阅读报刊也能发现线索。凡去找过树的地方,我都会据情建“群”,爱树的朋友会热心提供“情报”。

  听说五莲有棵古树,我会去看看。

  “做人如写字,先方后圆”

  记者:您的座右铭是“报国之心不可无有,治学之志不可稍怠”。您的文章字里行间有浩荡之风,尤其是“政治散文”气势沉雄。日照作家夏立君在《大文章家梁衡》中,称您为“大文章家”。这些足以映照出您的独特人格。

  人格的养成与生命早期经历不无关系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在成长中,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谁?或者哪些人和事让您难忘?

  梁衡:我很小时就学、背《千家诗》《古文观止》,像《滕王阁序》那么深的东西。这是父亲对我的要求。他是个老教育工作者,修学严谨,文学功底深厚。解放后他任霍州县长,后来又去太原做教育工作。边工作边做学问,未见稍怠。这给了我一个非常的示范。他对我的影响太大了。

 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,都有对我产生影响的人和事,难忘的太多了。

 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,校长吴玉章、副校长郭影秋,都是集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历史学家于一身的完美典型。吴校长穿打着补丁的衣服跟学生照毕业合影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,郭影秋到操场即兴演讲,讲国内外形势,分析国家和青年的命运,还与学生一起游行。那个时代在政治上是很鼓舞人心的。耳边回响的是学雷锋、学焦裕禄,感受的是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。当时,我立下了座右铭———报国之心不可无有,治学之志不可稍怠。

  大自然也会带来好多熏陶。比如内蒙古那种漫天风沙,是苦,但同时也感受到了“大漠孤烟直”的豪气。我后来讲“从来豪气看西北”,是真切感受。这种豪气在江南是出不来的。

  记者:您还是教育家。学习有时候很枯燥,当过学生的应该体会更深。能否分享一两个您自己学习的体会或故事?

  梁衡:兴趣是学生的第一任老师。在我还不知道有这句名言之前,就享受到了。

  我高中的语文老师,叫李光英,是老先生,多才多艺,字写得非常好。他家的藏书,用檀木箱子装着就摞这么一墙。他可以经常不拿课本,就拿一只粉笔走进课堂。他板书方式特别,不是面朝黑板,而是面对学生,粉笔夹在两指朝向黑板,反手写。比如他在黑板上写杜甫的“柴门鸟雀噪,归客千里至”,顺手就在后面再画一幅画:一个长袍大褂的杜甫,篱笆墙,一堆麻雀在叫。太有意思了。这让学生感到非常兴奋。

  而我小时候却备受学数理化之苦。这也是我后来写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的动因。

  不知你是否读过陈望道的《修辞学发凡》。我称之为自己写作的“分水岭”。那是在农村时,我在一家土灶台旁拉风箱的时候发现的。当时这书已很破旧,都撕掉了几页。我看得如醉如痴,弄了半天文字还有这么多规律。

  我启蒙时用的第一本字帖是赵孟頫的《寿春堂记》,字圆润、漂亮,弧线多,折线少,力度不够,当时只觉好看,谁知这一学误入歧途,字架子软,总是立不起来,始信“学书当学颜”的古训。我也悟出了一个道理:学字要先方后圆,先把架子立起来,以后怎么变都好说。做人应亦如此。后来就这个事写了《做人如写字,先方后圆》一文。

  “当记者改变了我的一生”

  记者:您的职业生涯一直跟新闻有关。您的“新闻四部曲”之《没有新闻的角落》有句名言“记者出门跌一跤,也抓一把土”,令我印象深刻。退休以后,您才正式步入作家生涯。记者工作经历对您的文章甚至“三观”有哪些影响?

  梁衡:当记者改变了我的一生,不只是为文。

  人格有高下,地位无贵贱,这常能从普通劳动者身上得以验证。记得1987年的一次采访:山西有支由7个老头自发组成的植树队,我去采访的时候,已去世6个,剩下的那位也81岁了。他在棺材边接受我的采访。他拿烟袋敲着棺材说,“没事,我干不动了,躺进去就是了”,何其豁达。我顿然觉得,当把生命化作一种事业,活着和死了没什么区别。

  我职业生涯38年,其中一半时间是当记者。最初在光明日报驻县当基层记者,接触到的都是普通劳动者。国家是由人民支撑的,记者就是要为隐者立传,为小人物传名。这是记者的社会责任。社会责任对作家来说同样不可或缺。在《好文章是怎样写成》一文里,我说世上有两类作家,两类文章。流传于世感人至深的多是“道德文章”,这是“责任感”在闪光。

  我是反对散文虚构的,也没有写一部真正的小说。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名为章回小说,其实那是科普类文章,用了“章回”的架构,核心内容是科学知识。

  还有一个影响是工作态度。我曾说,是记者就要是学者,把治学当成生活的一部分。一个记者得有多重角色的转换能力。记者的工作是艰巨的,非常累,有时也非常苦。我的很多文章并不是抽出时间写,而是挤出时间写。《一个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》是在等火车的时候,用售票窗台上那支拴着线的笔,站着起草的。

  现在,我寻访古树,经常千里奔波,古树又多在山村僻壤,没有一定的治学和吃苦精神,可能很难坚持。这都得力于我那些年在基层当记者的经历。

  记者:在您的不少文章里,时以古体诗达意。在《文章大家毛泽东》中,有首诗“文章千古事,纱帽一时新。君看青史上,官身有几人?”流传甚广。您这次来日照,是作为诗歌大赛颁奖嘉宾。还记得自己的第一首诗吗?您怎么评价诗歌?

  梁衡:这又说到了内蒙古那段。那里的汛期在春天。

  临河县坐落在黄河“几”字弯上方,北依阴山,隔河是库布齐沙漠,冬天很冷很漫长,冰天雪地。春天最容易爆发凌汛。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个春天,就亲历了防汛劳动场景。那种劳动很苦很累。休息时,我半卧沙地,看着远处的冰块在河面漂浮,四周黄沙漫漫,一片苍茫,一匹匹解开缰绳的马从身边奔驰而过,扬起的细沙形成渐变的黄线,忽远忽近。很震撼。诗句油然而生:俯饮千里水,仰嘶万里云。鬃红风吹火,蹄轻翻细尘。

  在一些文章中,我间接写过对诗歌的一点理解,像《把栏杆拍遍》《忽又重听走西口》等。

  怎么评价诗歌?简单一点。

  有一种说法叫“接受美学”。前些年,全国各地冒出一些怪建筑,其中就有被冠以“大裤衩”“直筒裤”等外号调侃的高楼。当时,李瑞环有话,“楼房好不好?外行看见好,内行能解释为什么好”。我认为可以拿这个道理解释一切审美形态。

  诗歌好不好,看能不能自动地传播出去、流传开来,在某地或者更大范围成为经典。

  学诗工夫在诗外,诗歌之效在诗外。

  人物档案

  梁衡,山西霍州人,著名学者、新闻理论家、作家、教育家。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、赵树理文学奖、老舍散文奖、中国传媒产业思想贡献人物奖、西北文学奖散文大奖、鲁迅杂文奖金奖、李清照文学奖特等奖、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、鲁迅文学奖提名奖和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。

  主要作品

  科学史章回小说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

  《梁衡文集》九卷

  新闻四部曲:《记者札记:没有新闻的角落》

  《评委笔记:新闻绿叶的脉络》

  《署长手记:新闻原理的思考》

  《总编手记:稿件背后的故事》

  散文集:《夏感与秋思》《红色经典》《觅渡》《洗尘》《把栏杆拍遍》《千秋人物》《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——— 梁衡卷》《树梢上的中国》等

  学术论文集:《为文之道》《文风四谈》

  政论集:《继承与超越》《干部修养谈》《为官沉思录》《官德》

  有《晋祠》《壶口瀑布》《夏感》《觅渡,觅渡,渡何处》《跨越百年的美丽》《把栏杆拍遍》《青山不老》《海思》等70多篇散文入选大、中、小学教材。

  主要学术贡献

  新闻方面:提出新闻的新定义、报纸的4个属性、新闻与文学的12个区别、新闻与政治“四点交叉统一律”等理论。

  文学方面:第一个提出对杨朔散文模式的批评;首倡写“大事、大情、大理”,开创政治散文写作;提出散文美的“三层次”理论和“形、事、情、理、典”的“文章五诀”写作法。

  首创“人文森林”学,提倡借森林来保护文化,借文化来保护森林。

  采访手记

  采访梁衡,应该很容易———

  他就像一座富矿:阅历丰厚,声名熠熠,似乎随手就能抓到素材。

  采访梁衡,显然又太难了———

  他是学者、作家:思想、主张、大情大感,已悉数写进书里。

  由观山临水,至读史识人,再至情系古树。他仰观俯察,阅遍千山万水,看尽世情百态。足迹遍及中国版图乃至世界无数角落,躬身文章超越半个世纪。

  如果说人的名字是一块璞玉,要被人呼唤才能擦亮,“梁衡”二字无数次出现各种媒介上,已经像一颗钻石那样打磨得闪闪发光。

  我案头的《总编手记》《先方后圆》,封皮已有了指触手摸的痕迹。作为读者,我对梁衡并不陌生。然而,作为访谈对象———这样一位在新闻岗位上深耕细作近四十年的老报人,会怎样对我这个晚辈“出招”?

  他不看我的采访提纲,说“聊聊就行”。

  他不看讲稿,站着作报告,手握话筒一讲近两个小时。说“没有眼神的交流”是对观众的冷落。

  他的内心就像储满了煤炭的大矿,到处都有可燃点。

  他的博大和丰厚足以淹没我之前准备的采访资料。

  梁衡先生以言行传授采访“技艺”。第一“回合”,即亮出高招。

  除却官职,梁衡还有: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记协常务理事、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、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等头衔。而他和蔼可亲,没有半点架子。一位三岁女孩的妈妈,拿着几本新书,请梁衡签上孩子的名字并求合影,他一一爽应,弯腰轻轻抱起小女孩,笑得像个孩子。

  从9月14日到17日,已年开八秩的梁衡,在日照的行程可谓紧锣密鼓———讲话、作报告、揭牌、参观,一站一站,脚步矫健,行迹匆匆。

  而他心里最念的,却是去五莲的山村访一棵古树。

  沿途修路,下过雨的地上泥泞不堪。

  枝桠挂满红布条的古树在山根下默默地守望着古老破旧的山村。

  三位老人坐在古树脚下的南北街边,默默地看着行人。

  梁衡先生颔首致意,疾步迎向古树。临近,他脚步放缓,仰头打量,喃喃自语“树形够了,有些意思”。

  围观群众嘁嘁喳喳,梁衡沉然如大树。当听到这个村子还在“非典”时献过“古药方”,他显出激动,连问,“有正规的报道吗”“哪里来人要的?具体一些,什么单位,张三李四”。

  “这棵树能不能写?”“还差人文属性。这得看能不能挖掘到资料。”梁衡先生告诉我,依照“人文森林学”设想,写人文古树起码得经过三个阶段:一看(地标性评估),二搜(史料资料搜集),三写(以历史纵轴为参照,筛选资料)。

  上山途中,梁衡的视线总被植物吸引,他随手指着一棵松树说,“这是油松,它的针1束2个”。我捡起地上的落针仔细观察,果然。

  《树梢上的中国》附有图文小册《访树记》,记录了梁衡在寻访古树过程中一些趣事。有梁衡和一只小鹅的一张合影,图下说明:……从宋代以来,当地保护树木的乡规民约完备,生态极佳。我们去看古渡口,一只小鹅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二里地,又跟着我们返回。

  看完,有泪盈眶。

  18日,梁衡应邀去青岛作《重建人与树木的文化关系》专题报告。

  而我像那只陪他走了二里地的小鹅,又回到自己的池塘。

(日照报业全媒体记者 徐晓清/文 路杰/摄)

本期编辑:李正秀      1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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